三志合璧：黔西北方志遗珍
在贵州高原的层峦叠嶂间，毕节与平远（今织金）自古为多民族聚居之要冲。清代乾隆、同治两朝，地方官员与乡贤屡次修志，以纪风土、存文献、备治理。今所传《乾隆毕节县志》《同治毕节县志稿》《乾隆平远州志》三种，虽非全帙，然吉光片羽，弥足珍贵，堪称黔西北方志谱系中的关键链条。
一、乾隆毕节县志
毕节设县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，至乾隆年间，社会经济渐趋繁盛，修志条件趋于成熟。《乾隆毕节县志》即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，由地方官延请士绅纂辑而成。其书体例大致沿袭传统方志，分门别类，涵盖舆图、疆域、山川、城池、公署、学校、祠祀、田赋、户口、物产、职官、选举、人物、艺文、杂记等目。虽原本流传稀少，后世所见多为抄本或残卷，然其内容多为他志所不载，尤以乾隆时期毕节之户口、田赋、民族分布及驿道交通记载，最具史料价值。书中对黔滇通道沿线关隘、铺递的记述，可补正史与通志之阙，为研究清代西南交通与边疆治理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二、同治毕节县志稿
同治年间，贵州历经咸同兵燹，地方文献散佚严重。毕节士绅于乱后重整故籍，纂成《同治毕节县志稿》。顾名思义，此稿为未竟之稿本，体例或未尽善，内容或待增补，然正因其稿本形态，保留了修志过程中的原始采辑资料，如采访册、案牍、碑记、家乘之属，往往较定本更为详赡。稿中于咸同军事、团练、殉难人物、地方善后事宜记载尤详，可窥见战乱对黔西北社会之冲击及地方秩序重建之艰难。对于研究晚清贵州地方史、军事史与社会史而言，此稿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读者利用时需注意其“稿”的性质，对其中未及刊正之处，宜与相关文献参校。
三、乾隆平远州志
平远州即今织金县，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设府，二十二年（1683）改州。乾隆朝所修《平远州志》，为平远现存较早的系统方志之一。其书于建置沿革、疆域四至、山川形胜、风俗物产、土司源流、学校选举诸端，均有条贯记载。平远地处水西故地，彝族安氏土司长期治理其地，志中关于土司制度、民族关系、改土归流后行政建置的记述，尤为研治西南民族史与土司制度者所重。此外，志中所录诗文、碑记，多出地方文人之手，可藉以考察清代黔西北的文化网络与文学活动。原本今亦稀见，通行者多为影印或整理本，读者宜择善而从。
四、文献价值与阅读建议
三志合观，时间上跨越乾隆至同治百余年，空间上覆盖毕节与平远两州县，恰可构成黔西北方志的时空双轴。其价值大略有三：其一，补正史、通志之阙，保存大量地方行政、赋役、民族、交通之原始数据；其二，呈现清代黔西北地方精英的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，为方志学研究提供样本；其三，书中艺文、金石、风俗资料，可资文学、民俗学、人类学跨学科取资。
阅读时建议注意以下几点：首先，分清版本源流，三志或为稿本、或为抄本、或为刊本，流传情况各异，利用时需核对其文献形态；其次，注重与《贵州通志》《大定府志》等相关方志互证，避免孤证；再次，对志中涉及民族称谓、土司世系等内容，宜结合民族史研究成果审慎解读，不可径以志文为定谳；最后，若作量化研究，如户口、田赋、物产等数据，需留意不同时期志书的统计口径差异。
古书籍网所收此三种方志，旨在为研治西南地方史者提供便利。读者展卷之际，不惟可见黔西北山川人物之旧影，亦可感念前贤修志之苦心。方志之学，贵在存史、资治、教化，愿此三志能助益于今日之地方文化研究与 heritage 传承。